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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大学老建筑】复旦人的精神殿堂:我与相辉堂的故事

2016-12-13 周桂发 光明微教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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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大学老建筑的故事】


篇首语


建筑是石头写成的史书。岁月更替,物是人非,老建筑留守原地,代表时光讲述过往。


中国大学里有一些老建筑,它们领略过近代西学的熏陶,抵抗过战争岁月烽火的纷扰,又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跨越腾飞……


屹立在校园中的老建筑,代表着时代的精粹和沉淀,凝聚着一代代知识精英的精神和气质。每个老建筑里,都有传奇的名人与故事,它们是大学发展历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,也是大学宝贵的校史育人资源。


即日起,本公众号与复旦大学联合推出“大学老建筑的故事”——掀开历史风尘,探寻尘封在大学老建筑里的记忆;描述现实图景,探寻老建筑里绵延不断的大学精神,旨在拂去校园的浮躁之气、激荡校园的向上之心、滋养校园的核心价值、推进校园文化建设。


同时,“大学老建筑的故事”之复旦大学也于即日起开启网络投票,鼓励复旦大学师生与校友积极参与投票,共同书写自己与学校老建筑的难忘瞬间。




具体投票方式,请戳今日四条~


复旦人的精神殿堂

—我与相辉堂的故事

文丨周桂发 复旦大学历史系1984级学生、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



/ 光影志 /


我在复旦读书时,对相辉堂的记忆主要是看电影。


那时复旦中文系、外文系师生利用自身优势,经常搜集一些内部电影或外国电影放映。


1988年1月25日傍晚,校学生会的一位同学去上海电影招待所接《最后的疯狂》导演周晓文,时任校学生会文艺部长的中文系84级学生毛德良去上海戏剧学院学生宿舍接《红高粱》导演张艺谋。


《红高粱》是张艺谋第一次导演的电影,当时全国还未正式排片,想先通过内部放映听听观众反响,于是他选择了复旦大学。


那晚,两场电影在相辉堂先后放映。


那天,剃着平头的张艺谋,身上裹一件草绿色军大衣,脚上穿着一双“765”皮鞋(当时上海人形容穿七块六毛五分的皮鞋的简称)


放映时,坐在贵宾接待室里的张艺谋不时起身,穿过接待室与相辉堂的连廊,悄悄透过银幕或绕道后台,观察观众们的反应。


两场电影放映结束后,主办方请周晓文和张艺谋上台与观众对话。


那天学生们对《红高粱》反响强烈,提问的特别多,令张艺谋兴奋不已。


张艺谋的《红高粱》在复旦大学相辉堂试映成功,随后在全国正式放映。


4月27日,张艺谋导演的《红高粱》在相辉堂正式放映,票价两毛五分,因观众反响强烈,学校放映组又安排在5月6日放四场。


翌日因为是周六,放映组特地安排了五场,最后一场放映开始竟已是21:30。



/ 史事录 /


2014年6月,学校召开复旦大学校友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,会上校友会领导介绍为建校110周年特别推出的校友年度捐赠项目,其中就有相辉堂座位捐赠,每个座位11000元。


这时,我忽然想到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到相辉堂演讲时,关于台下就座的一份座位表。


我赶紧回到档案馆,找到并复印了那张座位表,返回会场,主动提出要宣讲里根在相辉堂演讲以及这张座位表背后的历史。


1984年,美国总统里根访华,计划4月30日到复旦大学访问并演讲。


里根总统访问复旦


鉴于里根1981年曾有被刺杀经历,美国当局为了从安全角度出发,里根的演讲台(实际上是一个防弹装置)也特地从美国空运过来。


而复旦不同意让有美国标志的演讲台在相辉堂上展示,于是我们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,特地制作了一个巨大的演讲台,直接套在里根的演讲台的外面,而且因为当天直播,所以演讲台正前方的镶嵌着用篆书与英文交织而成的粉红色“复旦”圆形标志就传播到全世界,也开启了中美民间人文外交的新篇章。


那时,所有听讲者名字一一落实到每个座位上,所以留下了一份《接待人员座位安排表》。


从表上看到,除安保人员外,其他690个座位全是复旦师生。


当我随意报出当年80级到83级的听讲学生的名字时,场面一时热闹起来,对于这690位复旦师生来说,按相辉堂里的座位“图”索骥,相当于让他们拾起复旦校园里的记忆。



/ 传承地 /


1988年7月,我大学毕业,分配到学校档案馆从事校史编写工作,两年后又去读研究生,在相辉堂经历了两次开学和毕业典礼。


1997年,我从历史系抽调到文科科研处,从事科研管理工作7年左右。


每年的三四月份,我都有一件事要做,就是向文科各院系发通知,征集校庆科学报告会论文,然后将论文目录汇编成册,在五月份校庆前发到各院系。


校庆时举办科学报告会是复旦一个学术传统。


1954年5月27日,在登辉堂(相辉堂前身)举行了建校49周年庆祝大会暨第一次科学讨论会,陈望道校长在大会上致辞,提出“校庆种种活动,以促进科学研究为中心”。


此后11次复旦大学校庆科学报告会都在登辉堂举行,直到“文革”期间被迫中断。1978年重新恢复举行第12次校庆科学报告会。


报告会


了解到这个传统后,我有意识地开始搜集自1980年以来的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目录,到今年正好是复旦大学建校111周年暨第50届科研报告会。


上个月,新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同志来到她的母系——新闻学院调研,她与学院18位教授、班子成员座谈交流时,还深情地回忆她当年写的毕业论文,这篇论文被推荐到系里的科学报告会上宣读。事后,我找出1983年的《第十七届科学报告讨论会目录》,果然在第13页有“《数理分析在传播研究中的作用》,焦扬(学生)”记载。


内容来源:光明日报

图片为资料图片

本期编辑:邓晖 邢妍妍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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